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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朱翊钧还下旨在平户、长崎建戚继光、俞大猷凋像，且要求立碑于两港纪此事，以达到永镇海波、靖天下海难，而让天下出海者放心贸易的目的。

        朱翊钧这样做，也是为了进一步削减天下汉人对出海的顾虑，而有意借着戚继光、俞大猷这两人的声望，让他们承担一下消除许多受大陆性环境影响的很多汉人对海洋的恐惧心理的功能。

        毕竟这个时代，名将名臣对一些普通百姓在心理安慰上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名人生祠被立起来，还受许多百姓礼拜，尤其是在南方，最大的宗教信仰不是佛与道，而是祖宗以及中国历史上那些名人，如关公庙、岳王庙什么的。

        至于如果将来海上还是出现事故，也不用担心立戚继光、俞大猷凋像的公信力下降，完全可以解释成说是凋像在九州岛立的不够多，不够大，所以还不足以镇住海蛟与妖风。

        接着，次月初一，朱翊钧又下达了《征倭诏》于天下，特地总结此事。

        “诏曰：朕缵承洪绪，统理兆人，海澨山陬，皆我赤子，苟非元恶，普欲包荒。属者东夷群丑，不感本朝不征之恩，敢发难端，寇我东南，戮我子民，掠财奸淫，无恶不作，更有窥伺中华之贼心……朕岂能容之？！故告宗庙，发兵问罪……”

        这一天，与王长庚一起来京的刘确贤，就站在西市牌楼刑场外的报亭下，看着这诏书念了起来，一时念得精神振奋，如饮甘露，而嘴角微扬起来。

        站在他身后的走夫士民听后，皆一脸兴奋。

        “原来被剐的是倭寇头目！原来王师已宣威于海外！今日当喝他几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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